李 骏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立场、方法和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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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内涵。中国社会学需要牢牢站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性，同时也包括政治性所统领的建设性、社会性、人民性。就方法论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吸收借鉴、坚持创新、重视实践，这些方法也适用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从上述的立场和方法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应将研究重心置于社会调查、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社会心理、社会比较等五个方面。只有以政治自觉引领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起繁荣昌盛。

✦ 作者简介✦

李 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目  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立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方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重心

引  言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其发展历程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从无到有40年和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40年两个历史阶段。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要补课”，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社会学的春天”，在党中央的关心支持下，中国社会学取得了不凡的成就。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这一新命题，这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内涵。对此命题，社会学界已经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展开讨论，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也发表专题文章或论文进行了阐述，相关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史论今，坚持基本原则。邓伟志通过回顾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李汉俊（任命而未到任）、瞿秋白、施存统和李季等的治学精神，提出创建与美国芝加哥学派相较量的中国社会学派的四个要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理论调整社会结构；用社会化理论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化水平；用社会学之“矢”去射“社会问题”之“的”；用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了解、说明、阐释和预测。丁元竹重申了胡乔木、费孝通在恢复重建社会学之初明确提出的三条方针：“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二是结合中国实际，这就是说要有我们自己的内容；三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学的宗旨。”其他学者即便没有论及历史，也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面向中国实践、坚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基本原则。

二是重视方法，发扬调查传统。李友梅将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总结为四点方法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深入调研，把握规律，树立国际视野。魏礼群将社会调查，包括解剖麻雀与全局分析、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等，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和基石。其他学者也都或多或少论述了科学方法和社会调查的重要性。

三是界定范畴，反思学科不足。谢立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不等于“中国特色社会学”，前者应当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冯仕政提出四类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公共社会学，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当加强社会政策研究不足这个短板。洪大用更是系统反思了中国社会学的不足，包括视野窄化、话语受限、经验局限、理论乏力等。

四是关注实践，回应重大问题。这是目前学界讨论最多也是最有共识的，如洪大用、张翼等学者提出“实践自觉”“扎根中国实践”等。但是，到底应该关注实践中的哪些重大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当前还处于“各抒己见”的阶段。例如，谢志强提出三大领域：民生、社会治理、社会结构；龚维斌提出六大议题：党的领导、社会组织、网络社会、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安全；刘应杰重视社会变迁，如社会流动、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社会现代化等。其他学者还有其他表述，不一而足。

上述研究为我们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要求和反思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洞见，但这一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广阔空间。本文在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立场、方法和重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立场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先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中国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但同时不能忽略和遗忘的是，与“中国化”相反的“教条化”在百年党史上曾经带来惨痛的教训。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运用曾经使新民主主义革命险遭断送，“教条化”地学习“苏联模式”也曾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举步维艰。党和国家的事业都应当摒弃“教条化”实现“中国化”，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何尝不应如此？但恰恰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社会学还需要彻底摆脱西方社会学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牢牢站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这个基本立场，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性，同时也包括政治性所统领的建设性、社会性、人民性。

（一）批判性还是建设性？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经常被视为一门社会哲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批判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家之一，他对社会学的主要贡献，一是提出“阶级”及阶级结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等衍生概念，二是提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形态论”（或扩展版的“五形态论”），但要点都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时至今日，西方社会学界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赖特、布洛维、哈维等，都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延续和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另外，由于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现代性是同步共生的，西方社会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其实也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包括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

中国改革开放是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接轨、重启市场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因此，西方社会学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性自然而然就塑造了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性。问题是，西方与中国在社会性质和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这个大前提反而被遮蔽了。西方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能停留于批判本身，因为他们无法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学就不能只停留于批判性，而应该上升为建设性。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它在西方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但在中国就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性。如上文所述，费孝通早在恢复重建社会学之初就明确提出“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学的宗旨”。郑杭生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形态，并以后者为当代中国的主要形态。一些知名社会学家近年来强调面向现实、围绕实践、加强社会政策研究等，也是在强调服务国家和社会。因此，中国社会学要超越批判性的形，而锻造出建设性的魂。

（二）社会性以及何种社会性？

社会学是为社会或社会性鼓与呼的一个学科，致力于“发现社会”甚至“保卫社会”。但什么是社会？社会本来无所不包，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等，因为这些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是相互嵌入融为一体的。但自从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市场、国家从社会中脱嵌而出，遂演变为“三分天下”。波兰尼的“大转型”讲述的就是市场与社会的分离，而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理论表述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根植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西方社会学所论述的“市场—社会”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都是对抗性质的，学者们既反对市场对社会的主宰也反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强调社会作为“第三域”的独立性，也就是社会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市场—国家—社会”关系演化历史与西方有很大差异。前30年是国家（或政治）吞没市场和社会，而改革开放后40多年则是国家（或政治）逐渐释放市场和社会。但这种释放是不同步的，遂造成经济社会不协调发展和“大政府、小社会”或“强国家、弱社会”。因此，西方社会学对社会性的重视和保卫就自然而然塑造了中国社会学对社会性的强调和呼吁，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学界热潮。但是，若以两千年大历史来纵观中国，社会是与国家泾渭分明的一个独立实体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即便是考察现代国家政治的运作核心——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和长期执政也与西方政党的部分性和轮流执政存在根本差异。至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则更是创造性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中国社会学要清醒地认识到，此社会性与彼社会性是不能简单等同的。

（三）学术性还是公共性、人民性？

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只差一个字，自从学科诞生以来就既有成就感也有危机感：成就感在于它作为一门社会哲学滋养甚至孕育了许多具体的社会科学，被费孝通称为社会科学的“母鸡”；危机感在于它几乎是现代社会科学门类中最晚成立的一个学科，所以也被称为“剩余学科”。要赢得学科地位，就要强调学术性，这是芝加哥学派创立美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时就明确的方向。然而，在经历百年发展后，当学科成为专业、学术成为职业、学院成为象牙塔后，社会学似乎出现了自我封闭、脱离社会的问题，于是西方学者开始呼吁公共社会学。可以说，学术性与公共性的张力问题始终困扰着西方社会学。

这个张力，曾经被胡绳论述为阶级性的问题。他提出，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者的阶级立场和科学研究的局限性上使其具有内在的阶级属性，因此要批判“旧的社会学”即资产阶级社会学，建立“新的社会学”即社会主义社会学。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阶级立场和社会学的阶级立场就体现为人民立场。但人民又是分群的，严复首先翻译“社会学”这一术语时使用的就是“群学”，而马克思对“人”（尤其是“现实的人”）又是高度重视的，对人的异化全面批判，对人的自由全面向往。所以，“人—群—人民”在马克思、社会学、社会主义中国之间其实具有内在自洽的逻辑联系。因此，中国社会学不应该困扰于西方社会学所面临的学术性与公共性的张力问题，坚持用学术造福人民是学科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所提倡的社会责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方法

有了立场，还要有方法，更准确地说是方法论。本节笔者将通过回顾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两次重要讲话（以下分别简称为“5·17”讲话和“8·24”讲话），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四点方法论——这些方法论其实也适用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

（一）问题导向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因“林木盗窃法案”而开始直面德国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公地私有化和农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进而促使他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这样一段直面资本主义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文字：“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的只有1000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100万人，那么就有999000人并不比50年前生活得好。”马克思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导向，是他后来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在“8·24”讲话中再次指出：“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因此，中国社会学要更多地从现实中找问题，而不仅仅是从文献中找议题。从文献中找议题固然也无不可，有些永恒、经典的学术议题确实也值得反复不断思考，但若过头，也有使学术研究成为智力游戏之虞。特别是，如果学术文献议题脱离了重大现实问题，理论也就脱离了实际。因此，坚持问题导向，才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

（二）吸收借鉴

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大量吸收借鉴了人类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吸收了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吸收了英国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要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吸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也指出：“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在“8·24”讲话中又指出：“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的社会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些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重新补课或续接。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程度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学术研究规范、学术成果质量、学术共同体建设等方面与国际一流水平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吸收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的一切优秀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直达本质的高度抽象性，也需要由社会科学对具体现象的研究分析来丰富和支持。

（三）坚持创新

吸收借鉴，绝不等于全盘照抄，而是要实现创新。马克思在吸收借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时，摒弃了他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真正唯心主义；在吸收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时，纠正了它的颠倒性；在吸收借鉴斯密等人的国民经济学时，毫不客气地批评：“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创造性地用哲学、政治学视角来审视古典经济学，从而跳出后者的窠臼，形成了全新的经济学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在“8·24”讲话中又指出：“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中国社会科学在吸收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的过程中，目前还是验证追随的多、自主创新的少。据笔者观察，有些研究，理论是西方的，方法是西方的，结论也是西方式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套用了中国的资料和数据。更有少数研究，甚至在主要创意和研究思路上直接“拷贝”国外学者已经发表的英文成果。这不仅远离了坚持创新的科研精神，更谈不上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四）重视实践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墓志铭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以对比的方式总结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这两句话都高度形象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甚至，马克思本人也用其穷困潦倒但不折不挠的一生，实践着他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具体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在“8·24”讲话中又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应当特别注意和避免轻视实践或“不接地气”的问题。一些学者或沉迷于所谓纯粹的、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或执着于所谓普世的、绝对的抽象真理，却不太愿意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与经验。这种倾向，既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也抛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传统。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重心

从上文所述的立场和方法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重心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实在庞杂。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百年党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寻找其中与社会学联系最为直接以及最为重要的领域，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看家本领、独特优势、优良传统和立足之本。孔德创立社会学之初将其命名为“实证主义哲学”，强调的就是实证调查。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对芝加哥城市社区做了大量详尽的社会调查。其代表人物帕克于1932年来到中国时提出，现代西方的社会问题是城市问题，而东方的社会问题则是乡村问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接受了帕克的方法论建议，大力推动农村社区调查从而形成了“燕京学派”。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为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优秀成果而被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之作。恰好是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同志也开展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名篇，指出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但是，从实际调查出发的毛泽东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从“本本主义”出发的共产国际的重视，直到遵义会议才实现伟大的转折并在延安时期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可见，开展社会调查、坚持实事求是对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来说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而社会学从学科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积累的社会调查方法和技术，完全可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方面面的需要。

（二）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核心研究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和论断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但如果将视野从当时的西欧转向中国，情况则很不相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并且集中分布于特定地区，在这两个阶级所处的城市外围是数量庞大但一盘散沙的农民。《毛泽东选集》的首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它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农两大阶级并联合中间阶级（例如富农中农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简化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不断复杂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团队曾提出“十大阶层”说。其中，一个重要变化趋势是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型”向“橄榄型”转变，这与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轨迹是相同的。然而，反观美国的社会结构，却正在从战后的“橄榄型”转变为“双钻石型”，上层与下层的流动通道严重窄化。再看日本的社会结构，曾经典型的中产阶层社会正在变成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出于什么原因发生什么变化带来什么后果，是社会学可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议题。

（三）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不多见，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进程使市场和国家从社会中脱嵌并形塑了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关于批判和革命的理论。所以，社会经常是隐藏在经济和政治后面的，甚至受重视程度还不如文化，因为文化涉及意识形态和革命斗争。这个理论倾向，随着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展开，一路从苏联传导至中国。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论著中都只提到政治、经济、文化，没有社会。新中国的五年规划最初只是“经济发展计划”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最初只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后来才加入社会建设。但无社会建设之名并非无社会建设之实，因为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都有大量的社会建设实践和经验。所以，作为学术名词的社会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时期其实是隐而不彰的，直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十七大以来才正式确立，是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而日益彰显的。社会建设的主体内容——民生和治理，更是十八大以来逐渐清晰的。十八大报告的论述是“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十九大报告的论述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将民生和治理分开论述，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又将民生和治理放在社会建设下合并论述，具体包括收入、就业、教育、保障、健康、人口、治理等议题。

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并明确了其基本内容，而这正是社会学当仁不让的研究领域。其实，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重心就是关于社会和谐与社会建设，尽管西方学者没有或很少使用这种中国式的表达。例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是典型的正面角度论述，而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则是典型的反面角度论述，其他还包括社会团结或整合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社会公正理论、福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从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来看，时至今日已经发展出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劳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健康社会学、老年社会学、青少年社会学等各种分支领域，几乎与社会科学的其他所有学科都有交叉。可以说，社会学对社会领域的全方位研究完全可以为社会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支撑。作为一个比较，若是回到20世纪上半叶，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晏阳初等社会学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虽然也体现了学界服务社会的愿望和努力，但却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在当时革命与战争的大背景下，社会学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社会建设的改良主义取向是不合时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中国社会学正处于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服务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四）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对应于主观世界，它与客观世界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划分为物质与意识，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又反作用于物质。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改造世界的任务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主观世界。正是从这一世界观和认识论出发，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则，高度重视党员的思想教育、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社会的精神文明。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其中的信（信仰、信念、信心）和德（大德、公德、私德）都属于主观世界。此外，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人民的主观评价，将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标准，强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但是，人们的主观世界、思想状况、心理感受看不见摸不着，怎么了解相关情况做好相关工作？社会学在这方面也具有特定优势。社会科学对心理的研究有两大传统，一个是以心理学为代表的个体心理研究传统，一个就是以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研究传统。实证社会科学兴起后，两个学科两种传统也都对社会心理的许多议题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也逐渐加入。例如，对幸福感的交叉研究产生了“参照群体”“伊斯特林悖论”等，对公平感的交叉研究产生了“微观公平”“宏观公平”等，对信任的交叉研究产生了“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等，对认同的交叉研究产生了“群体认同”“阶层认同”“国家认同”等，对凝聚力的交叉研究产生了“群体凝聚力”“社区凝聚力”“社会凝聚力”等，不胜枚举。这些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研究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观世界或意识范畴，社会学在这些方面有基础也有优势。

（五）社会比较

比较是孔德在创立社会学时就提出的四种研究方法之一，比较社会学则是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首次提出的，他将其作为社会学的根本方法论，认为比较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具体包括对一个单独社会中的各种事实进行比较、对同一社会类型中各个社会的事实进行比较、对不同社会类型中各个社会的事实进行比较等。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或“五形态”论都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比较，韦伯对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例如中国）在宗教、经济、法律、组织、政治等广泛领域进行了比较，布朗等人类学家对所谓文明社会与未开化、野蛮、部落、原始社会进行了比较，这些比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欧洲或西方社会中心论色彩。二战之后，随着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社会比较才扩展至包括西方社会之间比较在内的国际比较。麻什所代表的经验学派比较社会学注重各国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所著的《比较社会学》一书收入从1950年到1963年比较社会学研究文献982篇，涉及总体社会比较和各种社会议题的比较。国际比较也深入到社会学的一些经典议题，例如：关于家庭或亲属制度，默多克对世界上250个社群进行了比较研究；关于社会流动，国际社会分层与流动界的三代研究都关注经济（工业化）和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关于福利国家，埃斯平-安德森著有《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吴景超最早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资料来理解中国社会，提出发展方案，著有《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时也提出“文化自觉”，强调社会比较。但可惜的是，比较社会学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发展。如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和中非、中东欧等合作倡议，中国企业和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了解海外社会、融入当地社会。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也需要首先了解每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习俗等社会特征。同时，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以及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何异同，过去曾经是比较现代化的核心研究议题，现在和将来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结 语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到底如何发展始终是学界有识之士关注和思考的根本问题，并形成了两条主要线索：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构建问题、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问题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对这两大问题的讨论乃至争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绵延至今。

早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关系的三种意见中，费孝通就提出用前者指导后者并以后者充实前者的“指导论”。在重建社会学之初，他明确提出的三条方针之首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郑杭生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胡绳认为这解决了社会学多年存在的与马克思主义“两张皮”的问题。在这之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进入辩证统一的发展阶段，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仍然存在认识不清、成果缺乏、影响有限甚至清冷低沉等问题。

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这是对中西文化关系做出的一般性反思，因而也适用于中西社会学关系这个特殊性问题。郑杭生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自觉”，其核心是“中国社会学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和国外社会学、主要是欧美社会学的关系”。在这之后，社会学的本土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为什么本土化、什么是本土化、是否要本土化等问题仍然众说纷纭。

那么，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社会学本土化存在的问题？答案就在于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供了新的指导；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为“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社会学本土化提供了新的指导；还回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提供了明确的指导。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重要相关讨论，本文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论述与前人的观点存在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政治自觉”，它包括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三层核心意思：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始终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三是始终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学只有以政治自觉引领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起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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